宋史 杨业善恤士卒

宋史 杨业善恤士卒

【原文】
业不知书，忠烈武勇，有智谋。练习攻战，与士卒同甘苦。代②北苦寒，人多服毡毡罽③，业但挟纩④，露坐治军事，傍⑤不设火，侍者殆⑥僵仆⑦，而业怡然无寒色。为政简易，御下有恩，故士卒乐为之用。朔州之败，麾下尚百余人，业谓曰：“汝等各有父母妻子，与我俱死无益也，可走还报天子。”众皆感泣不肯去。
《宋史·杨业传》

【注释】
①杨业：又名继业（？—986年），山西太原人。宋代著名的将领。
②代：州名，治所在今山西代县。
③毡罽：毛织品。
④纩：丝棉絮。
⑤傍：同“旁”。
⑥殆：几乎。
⑦僵仆：倒下。

【译文】
杨业没有读过书，但忠诚刚烈，英武勇猛，富于智谋。练习攻战，能与士兵同甘共苦。代州以北，天寒地冷，人们大多穿上了毛织物，而杨业只披棉衣，坐在露天下处理军务，身旁不摆火炉。侍卫冻得差不多要倒仆地上，而杨业却怡然自乐，毫不怕冷。他处理政务简约平易，对待部下，多有恩惠，所以士卒乐于为他效力。朔州战败时，部下还剩百多人，杨业对他们说：“你们都有自己的父母妻子，同我一起死在这里没有什么益处。你们可以突围而逃，回去报告天子。”大家都感动得热泪直流，没有一个人愿意离开。

【评析】
《宋史》共四百九十六卷，包括本纪四十七卷，志一百六十二卷，表二十二卷，列传二百五十五卷，约五百万字，是正史中卷帙最为浩繁的一部官修史书。
元代中期，李孟曾请求纂修宋史，袁桷在呈给翰林国史院《修辽金宋史搜访遗书条例事状》中说，先朝圣训，屡命史臣修纂辽、金、宋史，可惜都因循未就。此后，延投（1314—1320年）、天历（1328—1330年）年间又一次议修三史未成。修纂三史工作一再迁延未就，引起不少儒臣的非议。三史成功地修纂的转机出现在顺帝时期。至正三年（1343年），元顺帝下诏修辽、金、宋三史，当时脱脱主持修史，断然决定辽、金、宋都为正统，设局修三史。脱脱为都总裁，中书平章政事铁木儿塔识、中书右丞贺唯一（后改名太平）、御史中丞张起岩、翰林学士欧阳玄、侍御史吕思诚、翰林侍学士揭旺斯为总裁，负责编纂事宜。都总裁、总裁之下，选择文臣担任史官，在翰林国史院分史置局，设立了辽史、金史、宋史三局，三史同时修纂。
《宋史》修纂的组织领导、正统问题确定之后，又解决了修史的经费问题，于是从至正三年四月开始正式编纂。由于有旧史作基础，经过编纂人员的努力，历时两年半修成。元朝仿效宋制，用宰相兼领史事。都总裁官脱脱在《辽史》修成后辞去右丞相之职，由阿鲁图继任，所以《宋史》修成后由阿鲁图领衔进呈。其实在《宋史》修纂中起主要作用的是都总裁、总裁和《宋史》局的史官。
脱脱（1314—1356年）以中书右丞相的身份兼都总裁，他实行的重用儒臣等“更化”政策，为《宋史》的编纂创造了必要的外部条件。在此之前，三史的体例尤其是谁为正统的问题严重阻碍着三史的修纂，在众说纷纭、久而不决的情况下，脱脱断然决定“三国各与正统，各系其年号”，从而平息了长期以来得不到解决的体例问题，使三史得以顺利修纂，并确定了平等对侍辽、金、宋三史的准则。作为三史都总裁。他又组织了修史班子，解决了修史所需浩繁经费。在修纂中许多是非问题也由脱脱裁定。《修三史诏》说“纂修期问，予夺议论，不无公私偏正，必须交总裁官质正是非，裁决可否”。总之脱脱为《宋史》修纂作出了重要贡献。
《宋史》叙事始于赵匡胤称帝，终于元军攻破崖子（今广东新会南），陆秀夫背着帝昺投海，记载了有宋一代三百二十年的历史。宋朝的历史在中国古代史上占有重要地位。它与汉、唐合称“后三代”，承汉唐之制而有进一步的发展，并开启明清乃至近代社会历史变化的端倪，显现出中国封建社会历史转折的新特点。宋代的农业、手工业和商业都比唐代有了进一步的发展。经济重心南移宣告完成。记录这一时期的史料较多，但又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集前代之大都有所偏重或侧重，或者是在典章制度，或者是在北宋历史，或者是在南宋历史，或者是在民族关系方面。全面、系统地反映宋朝历史的基本史籍当首推《宋史》。
《宋史》卷帙浩繁，修成之后遭到许多批评和非议。其突出的问题一是遗漏较多，二是繁杂芜秽，三是编次错讹。如卷三百五十七已有李熙靖，卷四百五十三又有李熙靖，查其事迹，实系一人。并非偶同姓名者，这就是人们批评的一人两传。传与传，表与传。纪与传，传文与传论之间互相矛盾，如《陈宜中传》说尹玉等皆战死，张全不发一矢；《尹玉传》则称张全等抗战军败。《宋史》前后详略不一，北宋的历史讲得很完备。因为有王称《东都事略》和李焘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作为参考，南宋高宗、孝宗、光宗、宁宗四朝的历史也写得较好。但南宋中叶以后，记载得过于简略。
由于《宋史》存在不少问题，从明代以来许多人着手重修宋史。如明柯维琪的《宋史类编》、王维俭的《宋史记》等等。“这些重修之书，都只能作为《宋史》的补充，而直到现在，后修的许多宋史没有一部能取代它的地位。”顾炎武、朱彝尊这些大家想重修而终于没有结果，都不是偶然的。《宋史》史料价值和历史地位仍然高于所有的改写之作，由于《宋史》的自身价值，使得它无可动摇地成为宋朝的基本史料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