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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史 杨业善恤士卒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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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史 杨业善恤士卒

【原文】
业不知书,忠烈武勇,有智谋。练习攻战,与士卒同甘苦。代②北苦寒,人多服毡毡罽③,业但挟纩④,露坐治军事,傍⑤不设火,侍者殆⑥僵仆⑦,而业怡然无寒色。为政简易,御下有恩,故士卒乐为之用。朔州之败,麾下尚百余人,业谓曰:“汝等各有父母妻子,与我俱死无益也,可走还报天子。”众皆感泣不肯去。
《宋史·杨业传》

【注释】
①杨业:又名继业(?—986年),山西太原人。宋代著名的将领。
②代:州名,治所在今山西代县。
③毡罽:毛织品。
④纩:丝棉絮。
⑤傍:同“旁”。
⑥殆:几乎。
⑦僵仆:倒下。

【译文】
杨业没有读过书,但忠诚刚烈,英武勇猛,富于智谋。练习攻战,能与士兵同甘共苦。代州以北,天寒地冷,人们大多穿上了毛织物,而杨业只披棉衣,坐在露天下处理军务,身旁不摆火炉。侍卫冻得差不多要倒仆地上,而杨业却怡然自乐,毫不怕冷。他处理政务简约平易,对待部下,多有恩惠,所以士卒乐于为他效力。朔州战败时,部下还剩百多人,杨业对他们说:“你们都有自己的父母妻子,同我一起死在这里没有什么益处。你们可以突围而逃,回去报告天子。”大家都感动得热泪直流,没有一个人愿意离开。

【评析】
《宋史》共四百九十六卷,包括本纪四十七卷,志一百六十二卷,表二十二卷,列传二百五十五卷,约五百万字,是正史中卷帙最为浩繁的一部官修史书。
元代中期,李孟曾请求纂修宋史,袁桷在呈给翰林国史院《修辽金宋史搜访遗书条例事状》中说,先朝圣训,屡命史臣修纂辽、金、宋史,可惜都因循未就。此后,延投(1314—1320年)、天历(1328—1330年)年间又一次议修三史未成。修纂三史工作一再迁延未就,引起不少儒臣的非议。三史成功地修纂的转机出现在顺帝时期。至正三年(1343年),元顺帝下诏修辽、金、宋三史,当时脱脱主持修史,断然决定辽、金、宋都为正统,设局修三史。脱脱为都总裁,中书平章政事铁木儿塔识、中书右丞贺唯一(后改名太平)、御史中丞张起岩、翰林学士欧阳玄、侍御史吕思诚、翰林侍学士揭旺斯为总裁,负责编纂事宜。都总裁、总裁之下,选择文臣担任史官,在翰林国史院分史置局,设立了辽史、金史、宋史三局,三史同时修纂。
《宋史》修纂的组织领导、正统问题确定之后,又解决了修史的经费问题,于是从至正三年四月开始正式编纂。由于有旧史作基础,经过编纂人员的努力,历时两年半修成。元朝仿效宋制,用宰相兼领史事。都总裁官脱脱在《辽史》修成后辞去右丞相之职,由阿鲁图继任,所以《宋史》修成后由阿鲁图领衔进呈。其实在《宋史》修纂中起主要作用的是都总裁、总裁和《宋史》局的史官。
脱脱(1314—1356年)以中书右丞相的身份兼都总裁,他实行的重用儒臣等“更化”政策,为《宋史》的编纂创造了必要的外部条件。在此之前,三史的体例尤其是谁为正统的问题严重阻碍着三史的修纂,在众说纷纭、久而不决的情况下,脱脱断然决定“三国各与正统,各系其年号”,从而平息了长期以来得不到解决的体例问题,使三史得以顺利修纂,并确定了平等对侍辽、金、宋三史的准则。作为三史都总裁。他又组织了修史班子,解决了修史所需浩繁经费。在修纂中许多是非问题也由脱脱裁定。《修三史诏》说“纂修期问,予夺议论,不无公私偏正,必须交总裁官质正是非,裁决可否”。总之脱脱为《宋史》修纂作出了重要贡献。
《宋史》叙事始于赵匡胤称帝,终于元军攻破崖子(今广东新会南),陆秀夫背着帝昺投海,记载了有宋一代三百二十年的历史。宋朝的历史在中国古代史上占有重要地位。它与汉、唐合称“后三代”,承汉唐之制而有进一步的发展,并开启明清乃至近代社会历史变化的端倪,显现出中国封建社会历史转折的新特点。宋代的农业、手工业和商业都比唐代有了进一步的发展。经济重心南移宣告完成。记录这一时期的史料较多,但又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集前代之大都有所偏重或侧重,或者是在典章制度,或者是在北宋历史,或者是在南宋历史,或者是在民族关系方面。全面、系统地反映宋朝历史的基本史籍当首推《宋史》。
《宋史》卷帙浩繁,修成之后遭到许多批评和非议。其突出的问题一是遗漏较多,二是繁杂芜秽,三是编次错讹。如卷三百五十七已有李熙靖,卷四百五十三又有李熙靖,查其事迹,实系一人。并非偶同姓名者,这就是人们批评的一人两传。传与传,表与传。纪与传,传文与传论之间互相矛盾,如《陈宜中传》说尹玉等皆战死,张全不发一矢;《尹玉传》则称张全等抗战军败。《宋史》前后详略不一,北宋的历史讲得很完备。因为有王称《东都事略》和李焘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作为参考,南宋高宗、孝宗、光宗、宁宗四朝的历史也写得较好。但南宋中叶以后,记载得过于简略。
由于《宋史》存在不少问题,从明代以来许多人着手重修宋史。如明柯维琪的《宋史类编》、王维俭的《宋史记》等等。“这些重修之书,都只能作为《宋史》的补充,而直到现在,后修的许多宋史没有一部能取代它的地位。”顾炎武、朱彝尊这些大家想重修而终于没有结果,都不是偶然的。《宋史》史料价值和历史地位仍然高于所有的改写之作,由于《宋史》的自身价值,使得它无可动摇地成为宋朝的基本史料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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