北史 长孙俭以身肃群下

北史 长孙俭以身肃群下

【原文】
（长孙俭）所部郑县令泉璨为百姓所讼，推按获实。俭即大集僚属，遂于厅事①前引己过，肉袒自罚，舍璨不问。于是属城肃励，莫敢犯法。魏文帝玺书劳之。周文②又与俭书曰：“近闻公部内县令有罪，遂自杖三十，用肃群下，闻之嘉叹良久不可言。”俭清正率下，兼怀仁恕，有窃盗者，原情得实，诲而放之。荆蛮③旧俗，少不敬长。俭殷勤劝导，风俗大革。务广耕桑，兼习武事，故边境无虞，人安其业。吏人表请为俭构清德楼，树碑刻颂，朝议许之。吏人又以俭秩满，恐有代至，诣阙④乞留俭，朝廷嘉而许之，在州遂历七载。
《北史·长孙俭传》

【注释】
①厅事：厅堂。同“听事”。
②周文：即宇文泰（507—556年），西魏大臣，文帝即是其立，掌西魏柄权。死后，其子宇文党称周帝，先后追尊其为文王、文帝。
③荆蛮：即楚，周人敌视楚的称呼。本处指荆、襄地区。
④阙：皇宫门前两边的楼。两楼之间是道路，有空阙。故名阙或双阙。后作为皇宫或宫门的代称。

【译文】
长孙俭所辖的郑县县令泉璨被百姓控告，经查情况属实。长孙俭就召集所属的全部官吏，在厅堂前自述己过，肉袒自行处罚，而不对泉璨治罪。从此，他所统治地区的人们严肃自励，不敢违犯法律。魏文帝下诏书慰劳他。周文王宇文泰也写信给长孙俭说：“最近听说你统治范围内有县令犯罪，于是你就自责三十棒，以肃清吏治。我感叹良久而说不出话来！”长孙俭自己清正廉洁为部下做榜样，并怀有仁慈、宽恕之心。有偷盗的人被抓获后，他察明情况，进行教诲，然后放其回家。荆襄地区的旧俗是年少的不尊敬年长的人。长孙俭殷勤劝导，风俗大为改变。长孙俭务求农耕，兼及习武，所以他统治的边防没有什么危险，人民安居乐业。所属的吏人们上奏，请求为长孙俭建筑一座清德楼，树碑立传加以颂扬。朝廷经过议论后同意。吏人们又因长孙俭的官任期限满而怕代替他的人来到，就去朝廷请求长孙俭留任，朝廷对长孙俭予以嘉奖并准许留任。长孙俭在荆襄地区任刺史达七年。

【评析】
《北史》，唐初史学家李延寿撰，共一百卷，包括本纪十二卷，列传八十八卷，起北魏道武帝登国元年（386年），迄隋恭帝义宁二年（618年），记北朝魏、齐（包括东魏）、周（包括西魏）、隋四代二百三十三年史事，主要删节《魏书》《北齐书》《周书》《隋书》而成，但也有新增史料，且有校勘、补正北朝史书的价值。
李延寿是唐初一位很有作为的史学家。李延寿生长在一个富有藏书的家庭，父亲又是一个熟悉历史、了解当世人物的学者，这使他从小受到很好的家学熏陶，史学修养较高，成年后，便有志于史学著述。
在这三十多年的政治生涯中，李延寿主要是在从事历史撰述中度过的。这期间，正是唐初历史撰述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并取得突出成就的时期。其间，不少历史撰述都凝聚着李延寿的一份辛苦和才学。李延寿编修《南史》《北史》的过程相当艰苦。他的父亲李大师在世时，父子间时常讲论，使他增加了不少知识。贞观三年进史馆，受命至秘书内省佐颜师古、孔颖达二人撰修。唐朝内省图籍，经武德初年令狐德棻建议以重金购求天下遗书，并“置吏补寻，不数年，图典略备”。李延寿正欲继承其父未终之业，而苦于图书资料缺乏，现遏内省丰富的图籍，正可弥补其不足，于是利用编辑之暇昼夜抄录北齐、梁、陈、周、隋五代昔所未见之书。在具体撰述《北史》时，李延寿是将正史中的《魏书》《北齐书》《周书》《隋书》，加以连缀改订。除其冗长，捃其菁华，对这四史以外的资料，则聚其遗逸，以广异闻，时四史中谬误之处，则加以订正。简言之，《北史》是对上述四史作删繁、增补、订正的基础上成撰的。在编纂上有如下的特点：
首先，在著述思想上，《北史》倾向统一的思想非常突出。倾向统一的历史思想是李大师、李延寿父子撰述南北朝史的指导思想，他们一反南北朝时的旧有传统，于北魏、北齐、北周历史立“本纪”。于宋、齐、梁各朝历史亦立“本纪”，而一概取消了《岛夷传》和《索虏传》的篇目，这种在历史撰述上不再强调南、北对立和华夷界限的认识和做法，反映了全国统一、天下一家的政治局面，反映了民族融合的伟大成果。自《南史》《北史》问世以来，一千多年来受到历代史学家和其他学者的重视，以及对它们进行研究和评论之多，在《史记》《汉书》以外，于“正史”中是很突出的，而绝大多数研究者和评论者虽然差不多都指出《南史》《北史》存在着这样、那样的缺点和不足之处，但是，他们也都充分肯定《南史》《北史》的成功之处，充分肯定它们对于研究南北朝时期的历史、研究中国史学史的重要价值。
从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，在历史思想上，应当肯定《南史》《北史》注重南北统一的著述宗旨。南北朝产生的《宋书》《南齐书》《魏书》是分裂时代产生的历史著作，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和一家一姓的皇朝史格局的束缚，即使唐初修纂的梁、陈、齐、周、隋“五代史”，除《隋书》而外，其他各史都或多或少地带有消极的历史影响。在新的统一的历史条件下，用“天下一家”的思想重新撰述分裂时期的历史，这不仅是当时政治上的需要，而且对整个国家和民族在精神财富的建设与积累方面具有重要意义。
从历史编纂上看，《南史》《北史》继承了《史记》所开创的中国史学史上的通史家风，也效法班固、范晔和陈寿，他把南朝宋、齐、梁、陈及北朝之魏、齐、周、隋八国的历史发展，从头到尾作纵的叙述，成为通史一段，深得司马迁《史记》的遗规，又把分立的南北各国分别叙述，但又互相照应，极纵横离合之妙，符合陈寿《三国志》的体裁，合国别史和通史为一门。肯定《南史》《北史》的历史地位，也不是说可以用“二史”代替“八书”。“二史”和“八书”在反映南北朝时期历史面貌和传播这一时期的历史知识方面，各自都有贡献，都有受到重视的理由和根据，只能互相补充，而不能偏废其一。当然，《南史》《北史》也存在着一些明显的缺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