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唐书 王忠嗣镇守边庭

新唐书 王忠嗣镇守边庭

【原文】
忠嗣①本负勇敢，及为将，乃能持重②安边，不生事，尝曰：“平生为将，抚众而已，吾不欲竭中国力以幸功名。”故训练士马，随缺缮补。有漆弓百五十斤，每韬③之，示无所用。军中士气盛，日夜思战，忠嗣纵诡问，伺虏隙，时时出奇后袭敌，所向无不克，故士亦乐为用。军每出，召属长付以兵，使授士卒，虽弓矢亦志姓名其上。军还，遗弦亡镞④，皆按名第罪。以是部下人自劝，器甲充牣⑤牛。自朔方至云中袤数千里⑥，据要险筑城堡，斥地甚远。
《新唐书·王忠嗣传》

【注释】
①忠嗣：王忠嗣，唐玄宗时为官累河西陇右节度使，权朔方河东节度，佩四将印。后为李林甫所诬，贬汉阳太守。
②持重：掌握重权。
③韬（tāo）：掩藏。
④镞（zú）：箭头。
⑤充牣（rèn）：同“充仞”。仞，满。
⑥“自朔方”句：朔方，在今甘肃灵武县西南。云中，地名，今山西大同。

【译文】
王忠嗣本来极为勇敢，等到他做了将军，便能手握重兵安定边庭，不使战事发生，他曾经说：“我平生为将，抚恤士卒而已，我不愿利用将士的功劳为自己博取功名。”所以训练士卒兵马，发现缺漏立即修缮增补。军中有漆弓一百五十斤，常将它收藏起来，表示没有什么用处。王忠嗣军队中，士气旺盛，士兵们日夜想打仗，王忠嗣运用计谋，趁敌人松懈，常常带领奇兵袭击敌人，所向披靡，无往不胜，因此士卒乐于为他效命。军队每次出发，王忠嗣命有关官吏发给士卒兵器，即使弓箭也在上面标上姓名。军队回来时，丢失了弓弦和箭头的，都依照上面的名字论罪。因此部下兵士各自谨慎，军中器甲充足。从朔方到云中广袤数千里，王忠嗣在险要处构筑城堡，可以瞭望侦探到很远的地方。

【评析】
《新唐书》是又一部系统记录唐朝历史的纪传体史书，亦被列入正史之列。该书撰于北宋仁宗嘉祐年间，比《旧唐书》晚出世一个多世纪。该书全面继承了《史记》《汉书》的编纂体例，使纪传体史书体例自《三国志》以后再度完备起来，故该书在正史中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。
从《新唐书》可以看出，编纂者们的真实指导思想是要在总结唐代历史的过程中，既要扬其善以垂劝诫，又要暴其恶动人耳目，而这一指导思想反映在文字形式上即崇尚“《春秋》笔法”，弘扬所谓的“道统”，使其书真正收取到“垂劝诫，示久远”的功效。
首先，在扬善以垂劝诫方面，如前所述，《新唐书》在类传分目时，将“忠义列传”的位置提前，并创立“卓行列传”，再继以“孝友列传”，向人们展示出处世根本原则，即为臣者要尽忠，为子者须尽孝，处世必得有节有义，忠、孝、节、义四者排列成序，其封建伦常道德也就“正统”得可以了。不仅如此，更重要的是在列传的内容里比起《旧唐书》有了更大的改动。《旧唐书》的“忠义列传”只是记叙其人“杀身成仁，临难不苟”，而于其他的事迹上强调若遇“明主”，“一心可事百君”，而不必愚忠于一朝。对此《新唐书》在“忠义列传”的序文中针锋相对地指出，为臣者必须“终始一操”。再如在“孝友列传”上面，《旧唐书》写孝友，是“善父母”、“善兄弟”者可以“移于君”“施于有政”，强调为君者的自身修养，而《新唐书》则突出地说明“父父也，子子也，兄兄也，弟弟也，推而之国，国而之天下，建一善而百行从，其失则以法绳之”，强调的是“以其教孝而求忠”的原则。总之，《新唐书》旨在通过对唐代历史的总结，告喻封建王朝最高统治者们要高举封建伦理的大旗，劝奖忠孝节义的人与事，以此来维护既有的封建统治秩序。
其次，在暴恶动人耳目方面，为了达到这一目的，《新唐书》编纂时新增立藩镇、奸臣、叛臣、逆臣四个类传。并在排目时将外戚、宦官、酷吏与藩镇等四类传放在一起，又将奸臣、叛臣、逆臣三类传放在全书最末的位置上，意在让这些“产乱取亡”的“祸根”得到充分的暴露，以此来“动”世人之“耳目”。在《新唐书》编纂者看来，唐代的外戚、宦官对于天下的治理都起过极为恶劣的坏作用，是唐代“产乱取亡”的“祸根”之一。故此必须予以暴露。这种“暴恶”应该说还是取得了一定的社会成效的，终宋一代，就没有发生过外戚、宦官干乱朝政的事件。至于藩镇，在唐代中后期分地割据，胡作非为，“护养孽萌，以成祸根”。《旧唐书》对此则分散于诸臣列传之中，人们不易看清藩镇发展的脉络和对唐代统治的危害作用，《新唐书》将它们集中在一起进行历史大曝光，其借鉴作用十分明显。对于奸臣、叛臣和逆臣，《新唐书》不仅单独列传，将这些他们认为的“丑类”逐一排队，而且其内容的篇幅甚大，这三类传共为三卷七篇，所记人物达三十余人之多。将这些造成唐代灭亡的“罪首”放在最为显著的位置上——全书之末，确实能够“动人耳目”。为了让后世犯上作乱者有所“惧”，《新唐书》全书贯彻着“《春秋》笔法”。不仅“本纪法严而词约多取《春秋》遗意”，而且在列传中也严格地“遵守古训”，“不敢妄作聪明”。
为了宣扬“道统”，坚持儒家封建伦常的“正宗”，《新唐书》在编纂过程中还在“明王道”的同时力排佛、老之学及提倡佛、老的人物。如在《太宗皇帝本纪》中，就在肯定李世民的文治武功的同时，批评他“牵于多爱，变立浮屠”。再如对《旧唐书》所立的玄奘、神秀、慧能、僧一行等佛教徒的传记，全都删而不录。同理，对于土生土长的道教，《新唐书》同样持批判态度，如指责毁佛信道的唐武宗是“庸夫”。
《新唐书》撰成于北宋嘉祐年间，修成上奏后很快就刊印，这就是后世所称的“嘉祐本”（又称“十四行本”）。后来北宋时期又有过多次刊刻，如“十六行本”等。其时统称《唐书》，无新、旧之分。至南宋时期，又有“十行本”与闽刻“十行本”等行世。元代刊印“十七史”时，《新唐书》亦在其中。明代有三种刻本，一是成化年间南京国子监刻本（南监本），一是万历年间北京国子监刻本（北监本），再是毛晋汲古阁刻本。上述刻本，仍然沿用《唐书》之名，而未冠以“新”。至清代乾隆四年（1739年）武英殿翻刻“廿四史”时，为了区分两部《唐书》，才正式将宋祁、欧阳修等编纂的《唐书》定名为《新唐书》，而将刘昀的《唐书》命名为《旧唐书》，自此而降，其书名沿称至今。武英殿刻本通常称为“殿本”。这种版本附有宋人董冲的《唐书释音》二十五卷及考证。后来此版本多有影刻、翻刻、排印、缩印。民国时期，商务印书馆汇集了流传的宋刻本，包括影印北宋嘉祐十四行本，残阙之处则以北宋十六行本、南宋十行本相关内容补入，刊印成“百衲本”。1975年2月，以“百衲本”为基础，参校北宋闽刻十六行本、南宋闽刻十行本、毛晋汲古阁本、清武英殿本及浙江书局本等，中华书局印行了校点本《新唐书》，这就是目前见到的有标点的《新唐书》。
在深入研究唐代历史时，必须了解前人对《新唐书》不足之处的批评和考证。在此尤其要注意宋哲宗时期订正的《（新唐书）纠谬》。《（新唐书）纠谬》二十卷，分为二十目，分门别类地就《新唐书》中一些问题，进行了“质正”，所论内容计达四百余事。这是第一部考订研究《新唐书》的重要参考书。刻书只是就《新唐书》自身“自相质正”，而未以他书“考证”，故在参考时亦加留心用意。全书所质正内容为：以无为有、似实而虚、书事失实、自相违舛、年月时世差互、官爵姓名谬误、世系乡里无法、尊敬君亲不严，纪志表传不符、一事两见而异同不完、载述脱误、事状重复、官削而反存、当书而反缺、义例不明、先后失序、编次未当、与夺不常、事有可疑、字书非是等二十门类。正如前述，《新唐书》两位“刊修”直至书成并未见一面，如此情况，自然使该书存在种种不足，诸如重复、繁赘、缺遗、矛盾等等在所难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