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三卷 好利者害显而浅 好名者害隐而深
【原文】
好利者逸出道义之外,其害显而浅;好名者窜入于道义之中,其害隐而深。
【译文】
一个好利的人,他的行为超越道义范围之外,因而就用各种手段逐利,他逐利的祸害很明显,容易使人防范,后患也就不会太大;反之一个好名的人,他为了假借仁义道德来争取人们的拥戴,因此就经常混迹仁义道德之中而沽名钓誉,他所做的坏事人们也不容易发觉,结果所造成的后患都非常深远。
【解说】
好利者显而易见,而欺世盗名之辈、沽名钓誉之流,其危害很大。说一句稍偏激武断的话,天下人为生计奔波,这是人之常情,民安则国宁。任何一个时代,尤其是当今商业社会,都是以利益为中心刺激人们的积极性,驱动社会运转。熙熙攘攘,皆为利来,皆为利往,这是社会常情。相反的,在那些“以天下为己任”之辈中,虽不乏深具社会良心的人,但也混有不少心怀不轨之人。他们的行为常常不但不利于国计民生,而且经常招来大动荡、大波澜,终至于荼毒生灵,贻害无穷。所以对那些以“社会良心”自居者,我们要肃然起敬,更要悚然而惊,搞清他是否真心,又是否真的有达致目的的良好手段。
【例解】
君臣都不轨 如狼之与狈
屠岸贾是春秋时期晋国人,出生于奴隶主贵族家庭,灵公时任大夫,景公时任刑狱的司寇。
晋灵公和晋景公是两位昏庸无道、荒淫暴虐的君主。他父子远贤臣,亲小人,只贪图享乐,不思进取。作为国家重臣的屠岸贾,不仅不去劝谏国君,励精图治,振兴晋国,反而极尽阿谀逢迎之能,为二位君主出谋划策,想方设法嬉戏纵乐,使国政荒废,民力空耗,内忧外患空前严重。
晋灵公一生荒淫无度,晚年尤甚,他用强行从民间征来的苛捐杂税,大兴土木,广修宫殿馆舍。有一次他命屠岸贾在晋都绛州城内建一座花园。屠岸贾受命后,找到各地的能工巧匠,精心设计,昼夜施工,很快建造了这座花园,园中筑有三层高台,中间建起一座“绛霄楼”。此楼画栋雕梁,丹楹刻角,四周朱栏曲槛,富丽堂皇。凭栏四望,市井均在眼前。园中又遍植奇花异草,因桃花最盛,每到开花之季如锦似绣,故此园名为“桃园”。峻工之后,灵公赞不绝口,心中就更加宠爱屠岸贾了。此后,灵公一日几次登楼嬉戏,或观览,或饮酒,有时还张弓弹鸟,与屠岸贾赌赛取乐。有一天,屠岸贾召来艺人在台下献艺,园外聚集了很多看热闹的百姓。灵公一时兴起,对屠岸贾说:“弹鸟不如弹人。咱俩比试一下,看谁打得准。击中眼者为胜,中肩为平,要是打不中的话,用大斗罚酒。你看怎么样?”屠岸贾欣喜应允。于是,两人一个向左、一个向右,高喊:“看弹!”一个个弹丸如流星般飞向人群,有人被弹去半个耳朵,有人被击瞎眼睛。顿时人群大乱,哭喊着拥挤着争相逃命。灵公大怒,命左右会放弹的侍从全都操弓放弹。一时间,弹如雨点般向人群飞去,百姓伤残无数,惨不忍睹。灵公见状,狂笑不止,连弓掉到地上都不知道。他边笑边对屠岸贾说:“我登台数次了,数今天玩得最痛快。”在屠岸贾的怂恿之下,晋灵公骄奢日甚。为了进一步取悦晋灵公,屠岸贾亲自率人到全国各地挑选良家美女,只要中意即抢夺回京,送入桃花园供灵公淫乐。此后灵公对屠岸贾更加宠爱了。只要身边侍者稍不如意,他们就用残忍的手段将其杀戮。有一次,晋灵公与屠岸贾饮酒,席间,晋灵公命厨师赶快做个熊掌给他们下酒。催了几次,还没端上来,晋灵公发怒,厨师只好把熊掌端来。灵公尝了一口,嫌其未熟,抄起铜斗往厨师的头上一击,厨师当场毙命,灵公又用力将其砍为数段,命内侍将碎尸盛入竹笼弃于野外。
灵公这种弃国自娱、殃民自乐的行径,引起朝野上下的强烈不满,晋国的社会矛盾日益激化。可是作为一国之君的晋灵公对此全然不顾,仍以淫乐为生,不修国政。屠岸贾则以满足主子的需求为目的,极力设法搞许多新的花样,使晋灵公在昏聩奢靡的泥潭中越陷越深,国家也就越加贫弱不堪。
高官小聪明 一言害邦国
在旧时代的官场上,经常看到有这样一些官僚:他们处世圆滑,左右逢源,尤其善于拍上司的马屁。他们想的并不是如何办好公事,而是怎样讨好上司,保住自己的官职俸禄,荣华富贵。不要看这些人没有什么建树,但是在保官保禄方面却很动心计,颇有一套阿谀奉迎、明哲保身的“要诀”。这种官僚在当时被称为“巧官”。清代道光朝大学士(相当于宰相)曹振镛便是这类官僚中的一个典型人物。
曹振镛在乾隆朝中进士,点翰林,官至侍读学士,至嘉庆朝便飞黄腾达,升为尚书、大学士。道光皇帝继位后,他更是红得发紫,晋武英殿大学士、赠太傅,图形紫光阁。当他以81岁高龄去世后,得到“文正”的谥号。这是清朝对故世大臣最高的评价,在清代享受这种殊荣的只有七八个人。曹振镛作为一位汉族官僚,既没有显赫的武功,又没有出众的文采,在重满轻汉的满清时代,能够在充满凶险和倾轧的仕途上一帆风顺,年岁愈大,愈受皇帝信任,官职愈高,自然有他的当官诀窍。有一次,他的门生向他讨教,问他成为三朝元老,深受皇帝宠信靠的是什么办法。他回答了6个字:“多磕头,少说话。”意思是对皇帝、对上司,只需要表示顺从,不用发表自己的意见。真是圆滑到了极点。“少说话”不等于不说话,而是要把话说到关键的时候,说到点子上。对此,曹振镛是深有研究的。
清朝进入道光时代已经暴露出许多衰败的迹象,国家的许多大政无不弊端累累,积重难返。地方官员纷纷把这些情况上报朝廷,等待皇帝拿主意。每天堆在皇帝面前等待批阅的文件就有好几大撂,看得道光帝头昏脑胀,心里很不耐烦,弄得他看也不是,不看也不是。看吧,实在不愿意整天泡在文件堆里,不看吧,又怕留下荒废政务的坏名声。这种情绪被他不由自主地流露了出来。
善于对皇帝察颜观色的曹振镛敏锐地查觉出道光帝的这种心思。动了一番脑筋后,他一反往日“少说话”的常态,发表了一番高论。他给皇帝献计说:“今天国家在陛下的英明治理下,太平无事。可是一些大臣偏偏好无事生非,在奏章中讲一些危言耸听的事情,无非是为了博取敢于直言的虚名。对于这些沽名钓誉的人又不能降旨怪罪,如果那样做,便会使陛下蒙受拒谏的名声。依臣之见,陛下今后只要在批阅奏章时,选择其中的细枝末节上的错误,降旨严厉斥责。臣下就会慑于您的天威圣明,知道陛下对人事早已明察秋毫,一定不敢再上那些搬弄是非的奏章。”曹振镛的一席话,正中道光帝下怀。此后,他果然照着曹振镛的办法,专门挑剔大臣奏章中的小毛病,哪怕是字体上的毛病,他也不放过。动不动就降下圣旨,严厉斥责,使不少人为此丢了官职。弄得满朝文武人人谨小慎微,视给朝廷上奏章为畏途,尽量不向朝廷报告,或少报告。甚至出了大事也隐匿不报,即使上报,也本着“大事化小,小事化了”的原则,掩盖了事情的真相。这样做的结果是在官场上形成一种粉饰太平,互相欺瞒,报喜不报忧的恶劣作风。国家的许多弊政得不到及时解决,变得激化起来,最后终于酿成19世纪50~60年代的全国性的内乱,几乎使清王朝这只又旧又破的大船在农民起义的波涛中倾覆。这就是后人所说的曹振镛“一言害邦”。然而,道光帝却少看了许多奏章,免去了大量伏案之劳。他自然把这个“功劳”归于曹振镛,更把他当成言听计从的股肱之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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