旧唐书 李渊起兵

旧唐书 李渊起兵

【原文】
十三年，为太原留守，郡丞王威、武牙郎将高君雅为副①。群贼蜂起，江都②阻绝，太宗与晋阳令刘文静首谋③，劝举义兵。俄而马邑校尉刘武周据汾阳宫举兵反④，太宗与王威、高君雅将集兵讨之。高祖乃命太宗与刘文静及门下客长孙顺德、刘弘基各募兵⑤，旬日间众且一万，密遣使召世子建成及元吉于河东⑥。威、君雅见兵大集，恐高祖为变，相与疑惧，请高祖祈雨于晋祠⑦，将为不利。晋阳幺长刘世龙⑧知之，以告高祖，高祖阴为之备。五月甲子，高祖与威、君雅视事，太宗密严兵于外，以备非常。遣开阳府⑨司马刘政会告威等谋反，即斩之以徇⑩，遂起义兵。
《旧唐书·高祖本纪》

【注释】
①“郡丞”句：郡丞，官名，为郡守属官，辅佐郡守。武牙郎将，武官名。
②江都：郡名，在今江苏扬州市，隋炀帝曾建行都于此。
③“太宗”句：太宗，即唐太宗李世民（599—649年），唐高祖李渊次子，在位二十三年。晋阳，地名，故城在今山西太原市。刘文静，唐武功人，字肇仁，隋末为晋阳令，与太宗友善，共定计起兵。高祖即位，擢纳言，授民部尚书。
④“俄而”句：马邑，地名，今山西朔县。校尉，武官名。刘武周，唐景城人，隋大业末斩鹰扬太守仁恭，自为太守，后归突厥，唐武德年间突厥杀之。汾阳宫，隋炀帝建。在今山西静乐县东北一百六十里的管涔山上。
⑤“高祖”句：高祖，唐高祖李渊（566—635年），唐王朝的建立者，在位九年逊位。长孙顺德，长孙无忌族叔，李世民妻堂兄，初仕隋，素为高祖所亲厚。太宗起兵，从征累有功，进左骁卫大将军，封薛国公，贞观中召为泽州刺史，为政以德。以严明称，遂为良吏。刘弘基，唐池阳人。从高祖举兵太原，有军功，累封夔国公，卒谥襄。
⑥“密遣使”句：建成，即李建成，唐高祖长子，小字毗沙门，荒色嗜酒，畋猎无度。高祖即位，立为皇太子，“玄武门兵变”为李世民所杀，谥隐。元吉，即李元吉，唐高祖四子，小字三胡，封齐王，“玄武门兵变”为李世民所射杀，贞观中追封巢王，谥刺。河东，山西省境内黄河以东地区。
⑦晋祠：在今山西太原市西南悬亳山麓，为周初唐叔虞始封地，原有祠。北齐天统年间改为大崇皇寺，后复原名。贞观十二年（638年）李世民御制晋祠之铭，立碑于祠。
⑧刘世龙：隋大业末为晋阳乡长。
⑨开阳府：在今山西省临沂县北。
⑩徇：向众宣示。

【译文】
隋大业十三年（617年），（李渊）为太原留守，郡丞王威、武牙郎将高君雅为副留守。（这时，）群贼蜂拥而出，江都阻绝不通，唐太宗与晋阳县令刘文静谋划，劝（李渊）发动起义之兵。不久，马邑县校尉占据汾阳宫起兵谋反，唐太宗与王威、高君雅准备集结军队前往征讨。唐高祖命令唐太宗与刘文静及门客长孙顺德、刘弘基分头招募兵士，十天之内募兵近一万，（随后，）秘密派遣使者招回镇守河东的世子李建成、李元吉。王威、高君雅看到兵众结集完毕，恐怕高祖生变，互相猜疑、惧怕，于是请高祖在晋祠祈雨，准备刺杀高祖。晋阳乡长刘世龙得知后，将（王威、高君雅的计划）密告高祖，高祖秘密做好了应变准备。五月甲子日，高祖与王威、高君雅商讨政事，太宗秘密伏兵在外面，以防备突发变故，又派开阳府司马刘政会告发王威等谋反，随即斩王威、高君雅示众，于是便发动义兵。

【评析】
《旧唐书》是五代时期官修的一部纪传体唐史。该书完成于五代后晋开运二年（945年），至宋代欧阳修、宋祁等新撰的《唐书》问世，为了区别两者，故称此书为《旧唐书》，而称新撰的《唐书》为《新唐书》。
《旧唐书》编纂于五代时期的后梁、后唐、后晋三朝。其编纂历程大致经历了史料的搜集和史书的纂修两大阶段。
早在后梁末帝朱瑱龙德元年（921年），史馆宰臣即奏请末帝下制正式搜集唐代史料。两年后（即923年），后梁亡国，但史料搜求征集工作在后唐时期并未中断。
后唐明宗天成元年（926年），都宫郎中庾传美被任命为三川搜访图籍使，专程前往蜀地收集到自唐高祖至代宗九代皇帝的实录及杂书千多卷。这九帝实录对当时后唐史馆“煨烬无几”的唐代史料来说，“甚济其阙”。明宗长兴二年（931年），崔木兑核奏请“特命购求”唐宣宗以下数朝野史，得到了明宗的准可。第二年五月，史馆又奏请加紧搜集“四朝”史料，并特地要求对两浙、福建、湖广等地颁行诏旨，加紧“采访宣宗、懿宗、僖宗、昭宗以上四朝野史”，以及“运朝日历、除目、银台事宜、内外制词、百司沿革、簿籍”等史料。与之同时，史馆工作官吏也在准备着纂修工作。但一年后，明宗去世，越两年，后唐亡国。
现行《旧唐书》为二百卷，其中本纪二十卷、志三十卷、列传一百五十卷。由于资料来源等因素的影响，该书从整体上看，是前详后略、前密后疏。概而观之，代宗以前有韦述等《唐书》一百三十卷为基础，记叙比较详细有条理；德宗至武宗只有实录作为主要资料来源，记叙则剪裁不够；宣宗之后因无实录可依，仅靠搜访遗文和耆旧传言，故抵牾、遗漏、谬误之处甚多。这种状况，本纪、志、列传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。
《旧唐书》的本纪部分，计二十卷约三十万字。其中高祖至代宗本纪，基本抄录于吴兢、韦述等《唐书》的本纪部分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他们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同样作了本纪。德宗至文宗本纪，根据相关实录增削而成，且哪位皇帝的实录卷数多，则其本纪篇幅也相应较大，反之则较小。武宗以下诸帝本纪，大体采用贾纬的《唐年补遗录》，其中宣、懿、僖三宗本纪因史料不足故甚为粗疏，而昭宗与哀帝本纪因五代距其时甚为密切，资料采集较多，故记叙稍详。在本纪分卷方面，《旧唐书》并无统一标准，或独自为篇，各为一卷，如高祖、武后、肃宗、代宗、穆宗；或则同一皇帝本纪分为上、下两篇，如太宗、高宗、玄宗、德宗；或两人合篇为一卷，如中宗与睿宗；或将同一人分作上、下两篇，但又将其拆开分卷，如宪宗本纪为上、下篇，上篇与顺宗合为一卷，下篇又单独成卷。文宗亦为上、下篇，上篇与敬宗合为卷十七上，下篇独自为卷十七下；或则各自为篇但又合而为卷。如武宗以下各帝即是。这种情况在列传中也有反映，故此人们在统计《旧唐书》的卷数、篇目时，往往出现歧误。
《旧唐书》成书以后，计为十一志，共三十卷。其中《礼乐志》七卷，其内容记高祖至玄宗之礼仪甚详，肃宗、代宗时近二十事，德宗、顺宗、宪宗、穆宗、敬宗、文宗及武宗七代礼仪约五十事，宣帝以降五帝礼仪仅五事。《音乐志》四卷，同样以玄宗以前为详，肃、代以后渐至减少，自穆宗以后，有的仅存乐名，有的连乐名也不见载。《历志》三卷，主要记录高祖时的《戊寅历》、高宗时的《麟德历》和玄宗时的《大衍历》，对玄宗以后的《至德历》（肃宗朝）、《五纪历》（代宗朝）、《正元历》（德宗朝）、《观象历》（宪宗朝）等虽然提及，但都“略而不载”。《天文志》二卷，有的只记玄宗以前的内容，如“黄道游仪”制度等，有的则记至武宗时为止，如“灾异编年”，宣宗以后的内容，该志没有多少反映。《五行志》一卷，所记事例分别断至武宗“会昌”年间、宣宗“大中”年间和昭宗“大顺”年间。《地理志》四卷，所叙内容，宪宗元和年间之后大多“莫可详知”，间或有叙述至宣宗时期的文字。《职官志》三卷，以《唐六典》为基础，依据代宗永泰二年官品为基准，叙述职官沿革，代宗以后，以德宗一朝的变革补入较多，宣宗以后，有关职官略有记录。《舆服志》一卷，基本上以玄宗时期为下限。《经籍志》四卷，仅收开元（玄宗年号）时期，即“据开元经籍为之志”，天宝（亦为玄宗年号）以后的撰著，虽说时人“多有撰述”，但“以后出之书”，故编纂者“小欲杂其本部”，“此并不录”，一概归附各人本传之中。《食货志》二卷，与其他各志“前详后略”的特点有所不同，除了田制、租庸调制，其他的内容反倒以代宗至宦宗时期详于玄宗及其以往。《刑法志》一卷，基本上表现为一部唐代修定刑律的编年记录，武宗以前于修定律令格式外，尚涉及到刑狱的具体内容，而叙及宣宗，仅记大中年间所修刑法书名，其内容则不著一字。总体来看，“志”这一部分，突破了赵莹等人最初拟定的框架，尤其《食货志》对后世修史影响较大。《食货志》的序文与正文之间的照应史的撰写提供了样板。虽则如此，“志”这一部分除《食货志》外，依然表现出前详后略的特征。
《旧唐书》的“列传”，除去重复人物外，包括附传人物共计列传一千八百二十多人，此外尚为周边政权四十五人作传。这众多人物列传，一是主要取材于吴兢、韦述的《唐书》。凡《唐书》有传者，《旧唐书》即以其为基础，或直接抄录，或略加删改。故此人们从《旧唐书》的列传中，常见有“史臣韦述曰”的字样。二是韦述《唐书》之后的人物，大多根据实录的内容来剪裁编排，有的则整个人物传记照实录全文移至《旧唐书》，或补充《旧唐书》。三是《唐书》与实录均无记述的人物，全靠编纂者们对史料的搜集功夫了。其材料来源之途径颇为繁杂，诸如家史、家谱、杂史、小说、文集、口传等。整体而论，《旧唐书》列传这一部分，所收人物极为广泛，且对一些人物（包括“本纪”中的人物）的论、赞，颇有“极佳者”（李慈铭《越缦堂读书记·旧唐书》）。在人物取材方面，从吴兢、韦述《唐书》中所得材料甚多，故此后人在刊行《旧唐书》时特地强调了吴兢、韦述、令狐垣三人在“作唐史”方面的历史功绩（参见杨循吉《重刻（旧唐书）序》）。
对于《旧唐书》，史家屡屡指出其史料之价值。该书编成后不及两年，后晋亡国，所以它在对唐代史料的汇集和保存方面，具有重要的意义。司马光在编修《资治通鉴》时，即看到了它的史料价值，对唐代史事的叙述即取材此书而不用《新唐书》。然而，这本史学著作问世后，受到了长期冷遇。
早在宋代，人们就批评《旧唐书》的纂修“纪次无法”，认为此书“不可以垂劝诫、示久远”，故此宋代又重新编写了一部唐史（即《新唐书》）。宋人所编的《新唐书》问世后，《旧唐书》渐至被世人束之高阁而几不问津。
到了清朝初年，人们开始重新认识和评价《旧唐书》。顾炎武对此书曾作过客观的评价，认为此书的缺点是“颇涉繁芜”，长处是“事迹明白，首尾该瞻”，不用《新唐书》“亦自可观”。到乾隆四年（1739年），《旧唐书》终于被列为“正史”中，并以闻人诠刻本为底本重刊于武英殿，是为“殿本”。至咸丰、同治、光绪时，又相继屡有刻本。现行的《旧唐书》（中华书局点校本），即参校了前人的诸种刻本，以及前人对该书的考订成果，并做了标点工作，成为目前最为通行的版本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