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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卷 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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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卷 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

【原文】
当怒火欲水正在腾沸处,明明知得,又明明犯著。知的是谁,犯的又是谁?此处能猛然转念,邪魔便为真君矣。

【译文】
一个人当愤怒像熊熊烈火一般上升,欲念有如开水一般在心头翻滚时,虽然他自己也明知这是不对的,可是他又眼睁睁的不加控制。知道这种道理的是谁呢?明知故犯的又是谁呢?假如当此紧要关头能够突然改变观念,那么邪魔恶鬼也就会变成慈祥的上帝了。

【解说】
明知故犯,是养生的一大隐患。
养生者若是不能克制欲念,虽然在进行养生,但是并不能使你的身体健康,反而将对健康造成危害。
一、对身体的生理机能造成危害。
一个人平时对伤损健康的行为也了解于胸,知道什么事情不能做。但当他一遇到某种机会,或感觉到心里想要某种东西时,马上就有一个理由来搪塞那些理性的意识,而去做了不该做的事情。这等于是增加对身体的损耗量,原来这样做已经损耗了人体的精气,现在又这样做,又在耗损人体精气,这是等于在增加病邪的力量,必然有一天会发生病变的。
二、心理压力增大。
明知不可做的事情却去做,事后又清楚这事所造成的后果,心里便起了矛盾,产生了一种自责和后悔的心理,这将使心里紧张,激起自己情绪的波动。这种心理压力被人体潜意识了解后,把信息传递给生理机能,使人体各机能感受到压抑,又生欲望。

【例解】
任得敬专权 西夏无天日
北宋景佑四年(1038年)至南宋宝庆三年(1277年),在今天的西北地区出现了一个以党项为主体民族的“大夏国”,史称“西夏”。西夏立国一百八十九年,其中外戚专权的历史竟占了大约一百五十年。举其要者,开国皇帝景宗后期有妻党没藏氏乱政,惠宗朝有母党梁氏尽揽朝权,而其中专权时间最长,为祸程度最烈的,便是崇宗的丈人、仁宗朝太后的父亲——汉人军阀任得敬。
任得敬以一汉人降将成为西夏权臣,除因纳女求荣、凭恃外戚身份窃弄威福外,还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,这就是西夏政局的动荡、皇室的孱弱。
崇宗、仁宗在位期间,西夏经济、文化得到空前发展,同时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也日趋尖锐。崇宗后期,慕洧兄弟叛夏附金;仁宗初年,萧合达图谋复辽。夏国腹地又爆发蕃部起义,西夏社会呈现出极其错综复杂的局面。正当夏政权亟需一批能征善战的将帅来削平叛乱、镇压起义时,皇家宗室却很难找出这样的人了。崇、仁两朝皇帝推行的崇儒尚文之政,显然大大削弱了党项人崇实尚武的固有精神。于是,皇室不得不启用拥兵在外而又有军事才能的汉人军阀任得敬,任得敬也就因此得以逐渐爬上西夏政治舞台,并在处理一系列政治、军事事件的历史过程中步步高升,最后进入统治中枢,左右朝政,成为权臣。
任得敬处理的第一起重大事件是平息慕洧兄弟的叛乱。慕洧本是宋朝的环庆路(治今甘肃庆阳)统制,正德四年(1130年)叛降于夏。翌年,慕洧及其弟慕浚又欲叛夏降金,并派人去金国联络。这一阴谋不知怎么被任得敬发觉了,他赶紧上报崇宗,迅速扑灭了这场未遂叛乱。
平定萧合达叛乱,是任得敬重要的进身之阶。萧合达本是契丹人,当年夏崇宗依附辽朝,向辽请婚,辽天祚帝取宗室女南仙为成安公主,嫁给崇宗,萧合达扈从成安公主来到西夏,在夏国做夏州(今陕西靖边北白城子)都统。元德六年,女真灭辽,成安公主伤悼辽亡,不饮不食,没过几日便香销玉殒。萧合达成了无国无主的“异域孤儿”。
大庆元年(1140年)四月,萧合达乘仁宗新即位之机,以夏州为据,起兵反叛。萧合达联络阴山和河东的契丹人,图谋拥立辽朝皇室后裔,恢复辽朝。叛军起兵迅速,官军措手不及。六月,萧合达围攻西平府(今青海乐都县),夏守将、党项大族罔存礼战败。七月,合达分兵攻下盐州(今陕西定边)。萧合达军“据盐池、发仓库。尽掠诸州所牧地,游骑直逼贺兰”。消息传到兴庆府,举朝为之震惊,仁宗向大臣们问平叛之策,可臣子们都面面相觑,拿不出半点主意。消息传到静州,任得敬差一点拍手相庆,对他来说,这可是大显身手的天赐良机!任得敬设法探得萧合达军中机密,自己觉得有了把握,遂上表仁宗,陈述平叛方略,并请求领兵讨伐。
八月,任得敬自静州出兵,旗开得胜,十月间便一举收复夏州,进攻盐州。萧合达败死,叛乱平定。任得敬因作战有功,威震朝野,擢升翔庆军都统军,封西平公。任得敬手中的军权,日渐得以扩充。
任得敬一生曾多次血腥镇压人民起义,绞杀蕃部起义是其中最可耻的一次。大庆四年,西夏发生严重的天灾。开春以来,先是兴庆府发生强烈地震,余震经月不止;房倒屋塌,城裂壁坏,人口、家畜死亡逾万。接着,夏州出现地裂,涌出黑沙,“阜高数丈,广若长堤”,淹没了无数林木,吞陷了数千居民。夏国境内发生了严重的大饥荒。百姓无食,纷纷暴动。
七月,腹心地区威州(今宁夏同心县东北)的大斌族,静州的埋庆部,定州(今宁夏平罗西南)的富儿等族武装暴动。起义队伍多者上万,少者五六千人,结集四出,攻取州城,形成西夏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人民起义。西夏地方守军无力抵御,郡县纷纷告急。夏廷再次求助于任得敬。
十月,任得敬率大兵前往镇压。没有花费太大气力,陆续瓦解和屠杀了各州起义队伍,剩下定州富儿等族仍然倚险据守,进行顽强的抵抗。官军强攻不成,任得敬碰到了难啃的硬骨头。撇开政治立场不论,仅就军事才能而言,任得敬可以说是韬略过人的。他很快便想出了对策,采用夜间偷袭的战术,攻破起义军营寨,擒杀起义领袖哆(chǐ,音侈)讹,残酷镇压了蕃部起义。
刽子手任得敬又一次出师得胜,为巩固党项贵族的统治立下汗马功劳。平定叛乱、镇压起义既为任得敬窃权铺平了道路,同时也满足了他嗜杀残忍的本性。
任得敬本乃一介武夫,闻惯了血腥味,在他攫夺大权以后,仍然是好战不已:天盛十八年(1166年)十月,庄浪族陇逋、庞拜二部叛夏附金,任得敬遣其弟殿前太尉任得聪领兵2万袭击二部,大肆掳掠其资财人畜。
天盛二十年五月,任得敬派使者入川,邀宋兵夹攻吐蕃。天盛二十一年四月,任得敬发兵围西蕃乔家族,其首领结什角不屈从,被夏兵砍断臂膀而死,结什角的母亲亦为夏兵所掳。随后,任得敬征发兵民共7万人在乔家族故地修筑祁安城。
乾佑元年(1170年),任得敬再次遣人入宋,约宋军共图乔家族。任得敬穷兵黩武,使西夏政权更加混乱。为夏政权平定叛乱、剿灭起义后,任得敬自认为有功,更加狂妄暴戾了,加上手中握有重兵,于是不再满足于做地方大臣,而是企图入朝参与国政了。
人庆四年(1147年)任得敬上表仁宗,请求入朝觐见。仁宗皇帝毕竟年轻,涉世不深,以为先皇岳父想入朝谒见天子是出于思念之情,这有什么不可以呢,便准备应允。御史大夫热辣公济听说此事,赶紧向仁宗进谏,揭穿了任得敬的祸心。
热辣公济说:“任得敬请求入朝,是想干预国政。自古以来,外戚擅政,国家没有不乱的。任得敬虽说是皇亲,但终究不是党项皇族,能保证他没有二心吗?”中书令、濮王、皇族嵬名仁忠,也极力反对任得敬入朝。
仁宗作罢,不允任得敬入朝。得敬于心不甘,暗中叫任太后授意朝臣活动。任太后深知濮王德高望重,他不赞成的事,仁宗是不会随便答应的,自己不便多说什么,只得安慰父亲,劝他再等待些时日。也是该任得敬命中有“福”,人庆五年(1148年)濮王去世,朝中军政大权落在晋王察哥手里。
这晋王的德性与任得敬是一路货色——残忍暴戾、贪得无厌,他家的好几处庭苑宅第,都是霸占民间田园修建的,他年已七十有余,仍然姬妾成群。晋王当权,任得敬入朝就有了希望。天盛元年(1149年)七月,任得敬用他掠夺来的金珠贿赂察哥,察哥见物大喜,尽力在仁宗面前为任得敬说项。仁宗耳根子软,原本是听了热辣公济和濮王仁忠的劝谏而不许任得敬入朝的。如今又被晋王察哥说动,立即召任得敬入朝,任命为尚书令。
任得敬终于挤进夏政权最高统治层。察哥是皇族宗亲,又是元老重臣,权高势大,任得敬把他当作保护伞,百般谄事,两人感情甚是相投。第二年,任得敬便从尚书令迁至中书令。
天盛八年四月,晋王察哥死。九月,任得敬进为国相。任得敬权势已大,又自认为当时政坛上已经没有能与自己相抗衡的力量了,因而更加无所顾忌,恣意妄为,甚至连仁宗都不放在眼里。大权在手的任得敬开始极力发展私人势力。天盛九年,以其弟得仁为南院宣徽使,得聪为殿前太尉,得恭为兴庆府尹;后来又以侄儿纯忠为枢密副都承旨。任氏兄弟叔侄狼狈为奸,构成名副其实的“戚党”,势力炙手可热。
任氏戚党凭借特殊身份把持朝政,排斥异己。朝廷大臣对他们稍微流露些不满,立即就遭排挤、打击、陷害。秘书监王举参劾任氏兄弟多行不法,被撤职罢官。蕃汉教授斡道冲刚介耿直,得罪了任氏叔侄,20年里不得志。群臣大多敢怒而不敢言,唯有御史中丞热辣公济、枢密都承旨焦景颜和斡道冲等人敢于和任得敬争辩。天盛十二年热辣公济上疏弹劾任得敬出入仪从僭越国主,被任得敬扣压不报。天盛二十一年热辣公济再次上疏参劾。直接指斥任得敬“为国懿亲,擅权宠,作威福”,请予罢斥。任得敬见疏,勃然大怒,当年被热辣公济阻止入朝的旧恨尚耿耿于怀,如今又要添几分新仇,他非得除掉这颗眼中钉不可。任得敬想找由头杀热辣公济,仁宗知道了,深怕老臣受害赶紧让热辣公济辞职回乡,才幸免于死。
任得敬专权弄国,屡屡遭到朝臣儒士的反对,内心十分痛恨儒臣。而仁宗仁孝,又恰恰是一个主张以文治国的君主,他在位期间大力提倡文教,尊崇孔子,设立各种学校,又立“唱名法”。开创西夏科举制度,使西夏封建文化达到鼎盛,史称“典章文物灿然成一代宏规”。任得敬想要维护他既得的统治地位和权势,就必定要排斥儒臣,反对崇儒;而他想要进一步任意擢用亲信以便独揽政权,就更是急于废除科举取士。这就决定了任得敬是学习汉文化的顽固反对派。
天盛十二年十月,任得敬上书仁宗,拼命鼓噪废除学校,停止养士取士之法。
任得敬说“经国在乎节俭,化俗贵有权衡”,西夏立国西北边地,“地瘠民贫,耕获甚少”,如今设士既多且滥,廪禄支出浩繁,供养不起。中原王朝的养士取士的办法在夏国难以实行。“望陛下一切罢之”。好在仁宗多少看得出这位奢侈无度的先皇岳父居然大谈什么“节俭治国”,其真实用心不过是反对崇儒罢了。而崇儒好文在仁宗来说,已是根深蒂固的了。仁宗没有采纳任得敬的主张。
任得敬在朝专横跋扈,倒行逆施,举朝为之侧目,连他的女儿都看不下去,“屡戒不听,日以盛满为忧”。任得敬的地位日益上升。
任得敬的野心也日益膨胀。天盛十二年任得敬以国相进爵为楚王,破例地得到除了党项嵬名宗室以外的人不能享有的殊荣。
楚王任得敬出入仪从几乎与仁宗相等,俨然一派无冕皇帝的气势。
此后不几年,任得敬又胁迫仁宗封他为秦晋国王,享有西夏王朝的最高封号,地位比宗室诸王都高。几乎与大夏国王嵬名仁孝并驾齐驱了。
秦晋国王任得敬同时还是太师、上公、总领军国重事,位在三公之首、诸爵之上,掌握西夏军务政务大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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