卷上 手定稿 用代字不为工

卷上 手定稿 用代字不为工

【原文】
沈伯时①《乐府指迷》云：“说桃不可直说桃，须用‘红雨’、‘刘郎’等字。咏柳不可直说破柳，须用‘章台’、‘灞岸’等字。”②若惟恐人不用代字者。果以是为工，则古今类书③具在，又安用词为耶？宜其为《提要》所讥也④。

【注释】
①沈伯时：即沈义父，字伯时，宋末词论家。著有《时斋集》《乐府指迷》等。《乐府指迷》专论作词之法，凡二十九则，主要阐发吴文英的词学思想，其论结构、命意、音律等，颇为允当。
②“说桃”四句：出自宋末词论家沈义父《乐府指迷》：“炼句下语，最是紧要。如说桃，不可直说破桃，须用‘红雨’、‘刘郎’等字。如咏柳，不可直说破柳，须用‘章台’、‘灞岸’等字。又咏书，如曰‘银钩空满’，便是书字了，不必更说书字。‘玉筋双垂’，便是泪了，不必更说泪。如‘绿云缭绕’，隐然髻发。‘困便湘竹’，分明是簟。正不必分晓，如教初学小儿，说破这是甚物事，方见妙处。往往浅学俗流，多不晓此妙用，指为不分晓，乃欲直捷说破，却是赚人与耍曲矣。如说情，不可太露。”王国维引文略有错漏。红雨，据传唐代天宝年间，宫中曾下雨，色红如桃，后遂以“红雨”代桃。刘郎，即刘禹锡（772~842年)，字梦得，洛阳（今属河南省)人。因其诗有“玄都观里桃千树，尽是刘郎去后栽”、“种桃道士归何处，前度刘郎今又来”等句，颇为驰名，遂以“刘郎”指代桃。章台，原为战国时所建宫殿，故址在长安（今陕西省西安市)，以宫内有章台而得名，汉代又以“章台”名街，系歌伎聚居之地。章台指代柳，则与唐朝天宝年间诗人韩翃与一柳姓歌伎之离合故事有关。韩翃《寄柳氏》诗云：“章台柳，章台柳，往日依依今在否。纵使长条似旧垂，也应攀折他人手。”以“章台”代柳，盖以此也。灞岸，原指灞水岸边。灞水上有灞桥，据《三辅黄图》记载：“灞桥在长安东，跨水作桥，汉人送客至此桥，折柳赠别。”盖“柳”谐“留”音。唐代诗人杨巨源即有“杨柳含烟灞岸春，年年攀折为行人”之句。以“灞岸”代柳即缘于此。
③类书：按照一定的分类标准从群书中采摭、辑录，并大体按照或义系或形系或音系来编排，以便于检索、征引的一种带有资料汇编性质的工具书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将其归入子部。类书之祖，当推魏文帝时命诸儒撰集经传，随类相从之《皇览》。但此书早已散佚。唐代类书有《艺文类聚》《文馆词林》《初学记》《北堂书抄》等。宋代类书编纂更是规模空前，有《太平御览》《册府元龟》《山堂考索》《玉海》等。
④“宜其”一句：参见《四库全书总目》集部词曲类二《乐府指迷》条：“又谓说桃须用‘红雨’、‘刘郎’等字，说柳须用‘章台’、‘灞岸’等字，说书须用‘银钩’等字，说泪须用‘玉箸’等字，说发须用‘绛云’等字，说簟须用‘湘竹’等字，不可直说破。其意欲避鄙俗，而不知转成涂饰，亦非确论。”

【译文】
沈义父《乐府指迷》说：“说桃不可以直接用‘桃’字，须用‘红雨’、‘刘郎’等字，说柳不可直接用‘柳’字，须用‘章台’、‘灞岸’等字。”像是唯恐人不用替代字一样。如果认为这样就是精巧，那么古今类书都在，又为什么要写词呢？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讥嘲它是不错的。

【评析】
此则继续说明替代字之非，宗旨仍落在“创意”上。沈义父《乐府指迷》所云说桃说柳之代字，看上去颇为机械简单，其实是有一定的理论背景的。宋末流传之词，多为民间艺人所作，因为重在音律婉转合度方面，对于文字反而不甚讲究，导致“下语用字，全不可读”的状况，尤其是一些咏物词更是时序错乱、不明所指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沈义父主张以替代字入词，可以初步纠正文字粗俗、咏物不明的现象，也是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的。但后人引用沈义父的这一节言论，往往不考量这一背景，以至裁断失衡。王国维引用沈义父此论，其实也已经脱离了沈义父的原始语境，而是从创意的角度来持论了，其“古今类书具在”云云，若质之沈义父之初衷，也不免出语唐突。
倒是四库馆臣的说法更契合沈义父的语境特点，所以其对沈义父的批评也更到位。因为沈义父的这一“权宜之计”所带来的弊端是十分明显的。“其意欲避鄙俗，而不知转成涂饰”。以红雨、刘郎来指代桃，以章台、灞岸来指代柳，虽然各有其典故的形成原因，其在初始阶段或者特定语境中的使用，也诚然别具艺术魅力。但一旦这种使用变成一种常规套路，则其实是一种粗俗堕入到另外一种涂饰，这对于以创意为核心的文学来说，确实是偏离了正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