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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三 汉文 伯夷列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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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三 汉文 伯夷列传

《史记》
【题解】
本篇为《史记》列传的第一篇,用孔子等人的言论为线索,以许由、务光等人的事迹作陪衬,简略地记叙伯夷、叔齐兄弟二人在其父亲死后都不愿继承王位,劝阻周武王伐纣和不吃周王室的粮食而隐居首阳山,终于饿死的事迹。又借善人和恶人的不同遭遇,表现了司马迁对天道的怀疑。

【一段】
夫学者载籍极博①,犹考信于六艺②。《诗》《书》虽缺,然虞、夏之文可知也③。尧将逊位④,让于虞舜。舜、禹之间,岳牧咸荐⑤,乃试之于位,典职⑥数十年,功用⑦既兴,然后授政。示天下重器⑧,王者大统⑨,传天下若斯之难也。而说者曰:“尧让天下于许由,许由不受,耻之逃隐。及夏之时,有卞随、务光者。”此何以称焉?太史公曰:余登箕山,其上盖有许由冢云。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,如吴太伯、伯夷之伦详矣。余以所闻,由、光义至高,其文辞不少概见,何哉?

【注释】
①载籍:书籍,泛指各种图书资料。②六艺:即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乐》《易》《春秋》六部儒家经典。③虞、夏之文:指《尚书》中的《尧典》《大禹谟》等有关尧舜禅位传说的记载。④逊位:退位。⑤岳牧:即四岳九牧。传说中四方诸侯之首及九州行政长官。⑥典职:任职管事。⑦功用:功效。⑧示:表明。重器:宝器,大器。⑨大统:主宰者。说者:指诸子杂记。许由:传说为尧时的隐士。尧想把天下让给他,他不肯接受,便逃到颍水以北、箕山下面隐居不出。卞随、务光:《庄子·让王》篇中虚构的人物。据说商汤曾向他们请教有关伐桀的问题,他们不肯回答。汤灭桀后,想把天下让给他们,他们都气愤得投河而死。称:说。冢:坟墓。吴太伯:周朝祖先古公宣父的长子,让位给其弟季历(周文王之父),自己却出走到吴地。概见:概略的记载。

【译文】
有学问的人虽然读过的书籍极为广博,还是要用六艺来考证它的可靠性。《诗经》《尚书》尽管残缺不全,但有关虞舜、夏禹的史迹记载还是可以看到的。尧将要退位时,想把帝位禅让给舜。舜和后来的禹在即位之前,四岳和九牧都推荐了他们,才让其试任官职,掌管执政几十年,功效已经显示出来了,然后才把帝位传给他们。表明政权是最尊贵的宝器,帝王是天下的最大统治者,转交政权是如此之难。可是一些诸子杂说记载:“尧要把天下让给许由,许由不接受,并以此为耻辱而隐居起来。到了夏朝又出现了卞随、务光这样的隐者。”这是根据什么而说的呢?太史公说:我登上箕山,据说山上有许由的坟墓。孔子评述古代仁人、圣人、贤人,像吴太伯、伯夷之类,是颇为详细的。我们所听说的许由、务光二人的行为德义是极为高尚的,但在经书中关于他们的文字,却连概略的记载也见不到,这是为什么呢?

【二段】
孔子曰:“伯夷、叔齐,不念旧恶,怨是用希。”“求仁得仁,又何怨乎?”余悲伯夷之意,睹轶诗可异焉。其传曰:伯夷、叔齐,孤竹君之二子也。父欲立叔齐,及父卒,叔齐让伯夷。伯夷曰:“父命也。”遂逃去。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,国人立其中子。于是伯夷、叔齐闻西伯昌善养老,“盍往归焉!”及至,西伯卒,武王载木主,号为文王,东伐纣。伯夷、叔齐叩马而谏曰:“父死不葬,爰及干戈,可谓孝乎?以臣弑君,可谓仁乎?”左右欲兵之。太公曰:“此义人也。”扶而去之。武王已平殷乱,天下宗周,而伯夷、叔齐耻之,义不食周粟,隐于首阳山,采薇而食之。及饿且死,作歌,其辞曰:“登彼西山兮,采其薇矣。以暴易暴兮,不知其非矣。神农、虞、夏忽焉没兮,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,命之衰矣!”遂饿死于首阳山。由此观之,怨邪非邪?

【注释】
恶:仇恶。是用:因此。轶诗:散逸而未编入的诗歌,指下文的《采薇》诗。孤竹君:孤竹国的国君,姓墨胎。孤竹,传说是商汤所封的诸侯国名,在今河北省卢龙县南。中子:排行在伯夷、叔齐之间的儿子。西伯昌:即周文王姬昌。姬昌在商时为西伯(西方诸侯之长),故称。养老:收养老人,即招贤纳士。武王:即周文王之子姬发。木主:死者周文王的木牌位。纣:商朝末代君主。兵之:用兵器加害于他们。太公:姓姜名尚,字子牙,又名吕尚,称太公望。宗周:服从周室的政权。首阳山:一说为今山西省永济附近的雷首山;一说为今河南省偃师县西北的首阳山。薇:野菜名。神农:神农氏,传说中的远古帝王,教民稼穑,提倡农事。安适:往哪里。安,哪里;适,往。

【译文】
孔子说:“伯夷、叔齐不记旧仇,因此怨恨他们的人就很少。”“求仁而得到了仁,有什么可怨恨的呢?”我对伯夷叔齐的意愿感到悲哀,在看到他们散逸于《诗经》之外的《采薇》诗后感到诧异。有关于他们的传记是这样说的:伯夷、叔齐是孤竹国君的两个儿子。父亲想要叔齐继位,待到父亲死后,叔齐要让位给伯夷。伯夷说:“这是父亲决定的。”于是就逃走了。叔齐也不肯继承王位而逃走了,国人只好立孤竹君的二儿子为君。这时伯夷、叔齐听说西伯姬昌能很好地奉养老人,说:“为何不去投奔他呢!”等他们二人到了那里,姬昌已经死了,他的儿子用车载着姬昌的灵牌,尊其父为文王,向东讨伐商纣。伯夷、叔齐拉住武王的马头进谏说:“父亲死了不去埋葬,就马上大动干戈,这可以说是孝吗?身为臣子却要杀害君主,这可以说是仁吗?”武王身边的人想要杀死他俩。姜太公说:“这两位是义士啊。”把他们扶起来,让他们走了。武王平定了商纣之乱后,天下都归附了周王室,而伯夷、叔齐以此为耻辱,坚持他们的节义,不吃周朝的粮食,隐居在首阳山,采野菜充饥。等到他俩饿得快死时,作了一首歌,歌词说:“登上那座首阳山啊,采食山上的野菜。用暴虐去对待暴虐啊,还不知自己有错误。神农、虞舜、夏禹等圣君都匆匆消失了,我能回到哪里去呢?哎呀,我们死期已到啊,命运却是这样的衰薄!”于是饿死在首阳山上。由此看来,他们是有怨恨呢,还是没有怨恨呢?

【三段】
或曰:“天道无亲,常与善人。”若伯夷、叔齐,可谓善人者非邪?积仁洁行,如此而饿死。且七十子之徒,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。然回也屡空,糟糠不厌,而卒蚤夭。天之报施善人,其何如哉?盗跖日杀无辜,肝人之肉,暴戾恣睢,聚党数千人,横行天下,以寿终,是遵何德哉?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。若至近世,操行不轨,专犯忌讳,而终身逸乐,富厚累世不绝。或择地而蹈之,时然后出言,行不由径,非公正不发愤,而遇祸灾者,不可胜数也。余甚惑焉,倘所谓天道,是邪非邪?

【注释】
“天道无亲,常与善人”二句,出自《老子》第七十九章。仲尼:孔子的字。颜渊:名回,字子渊,孔子的弟子。蚤夭:即早死。蚤,通“早”。盗跖:相传为春秋时奴隶起义的领袖,历史上被诬为大盗,名跖。是遵何德:犹言“干了什么事”。择地而蹈之:看好了地方才下脚迈这一步,言小心谨慎。倘:如果。

【译文】
有人说:“天道是没有偏私的,它常常帮助善人。”像伯夷、叔齐可谓是善人,还是不算作善人呢?积累仁德品行高洁之人,竟然会饿死。还有那七十二弟子中,孔子唯独荐举颜渊是最好学的。但是颜渊却常常空无所有,连吃糟糠都得不到满足,终于过早地死了。天对善人的报答,又怎么样呢?盗跖每天都杀害无辜的人,吃人的心肝,残暴凶狠,聚集党徒数千人,横行天下,竟然得以寿终,这又是遵循了什么样的仁德呢?这些都是特别重大而显著的例子。至于到了近代,有的人操行不守规范,专门做违法犯法的事,却终身安逸快乐,财产富厚,历经几代也用不完。有的人小心谨慎,走路先要选择好地方才落脚,说话要等到恰当的时机才开口,从来不走邪路,不是公正的事情不肯去做,反而遭受祸害,这类人数不胜数。我感到困惑不解,如果说有所谓天道,那么它是正确的呢,还是不正确的呢?

【四段】
子曰:“道不同,不相为谋。”亦各从其志也。故曰:“富贵如可求,虽执鞭之士,吾亦为之;如不可求,从吾所好。”“岁寒,然后知松柏之后凋。”举世混浊,清士乃见。岂以其重若彼,其轻若此哉?“君子曰疾没世而名不称焉。”贾子曰:“贪夫徇财,烈士徇名,夸者死权,众庶冯生。”同明相照,同类相求。“云从龙,风从虎,圣人作而万物睹。”伯夷、叔齐虽贤,得夫子而名益彰;颜渊虽笃学,附骥尾而行益显。岩穴之士,趋舍有时,若此类名堙灭而不称,悲夫!闾巷之人,欲砥行立名者,非附青云之士,恶能施于后世哉!

【注释】
子曰:以下句引自《论语·卫灵公》。子,孔子。“富贵”几句:引自《论语·述而》。“岁寒”句:引自《论语·述而》。贾子:贾谊,西汉著名政论家、文学家。“贪夫”等句:引自贾谊《鹏鸟赋》。恶:何。施(yī):延续。

【译文】
孔子说:“观点不同的人,无法一起谋划事情。”这就是说各人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做事。所以孔子又说:“富贵如果能求得的话,即使做持鞭驾车的人,我也愿意干;如果富贵不可以求得,那就按着我所喜好的去做。”“到了一年寒冷的季节,才知道松柏是最后凋零的。”世上的人都混浊,清廉之士便会显现出来。难道是因为他们把道德看得太重,或将富贵看得太轻吗?《论语》上说:“君子最怕的是死后而名声不被传扬。”贾谊说:“贪财的人为财而死,英烈的人为名而献身,夸耀权势的人死于争权,普通的百姓则只求生存。”同样发光的物体,就互相辉映,同属一类的事物就会互相应求。“云随龙而生,风从虎而起,圣人出现则万物也因之而引人注目。”伯夷、叔齐虽是贤人,但只有得到孔子的赞扬,名声才更加显扬;颜渊虽然好学亦是因为孔子的提携,其德行与名声才更加显明。山林隐士,出仕或退隐都像他们这样依据时机,但他们大多都声名湮没,而不受人称道,太可悲了!普通的人,要想培养德行建立名声,如果不依靠像孔子这样德高望重的人,怎么能留名于后世呢!

【评析】
鲁迅称赞《史记》是“无韵之《离骚》”,其原因之一是指这部作品具有强烈的抒情色彩。《伯夷列传》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。全文七百多字,其中记叙伯夷身世的不过二百字,其余部分均是借题发挥,以抒发满腔的怨愤。作品夹叙夹议,以叙代议,叙议结合,颇像一首抒情诗。其抒情方法有两个特点:其一为大量使用疑问句式,从而大大增强了感情色彩;其二为善于引用古歌谣、古语和名人名言,借以抒发感情。例如第二段中引用的《采薇》歌,不见于先秦典籍,不知作者来自何处,而歌中称武王伐纣为“以暴易暴”,实在骇人听闻。黄震说:“太史公载伯夷采薇之歌,为之反复嗟伤,遗音余韵,把挹莫尽,君子谓太史公托以自伤其不遇,故其精到而辞切。”(《黄氏日抄》)第四段引用《论语》:“岁寒,然后知松柏之后凋。”又化用屈原《渔父》中的话:“举世混浊,清士乃见。”这些话本身就很富有抒情色彩。司马迁巧妙地借用这些话,表现自己不向黑暗低头,保持其高尚节操的决心,显得格外情真意切。在篇章结构方面,本文首尾呼应,层层深入,缜密严谨。文章记叙伯夷事迹的部分尽管仅限于第二段,其余均为夹叙夹议,但这些议论均与伯夷紧密相关,读后毫无生硬之感。全文从“考信于六艺”起,首先提出许由、务光经传不传的疑问,随后是伯夷、叔齐是否无怨的疑问,“天道”究竟对不对的疑问,使主题逐步深化,感情也随之更加强烈。结尾回应开头,提出若想身后有名,必须借助大人物的推崇,在深沉的悲愤中结束了全文,令人回味无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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