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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上 手定稿 词未必易于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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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上 手定稿 词未必易于诗

【原文】
陆放翁《花间集》谓:“唐季五代,诗愈卑,而倚声者辄简古可爱。……能此不能彼,未可以理推也。”①《提要》②驳之谓:犹能举七十斤者,举百斤则蹶,举五十斤则运掉自如。③其言甚辨。然谓词必易于诗,余未敢信。善乎陈卧子④之言曰:“宋人不知诗而强作诗,故终宋之世无诗。……然其欢愉愁苦之致,动于中而不能抑者,类发于诗馀,故其所造独工。”⑤五代词之所以独胜,亦以此也。

【注释】
①“唐季”数句:出自南宋词人陆游《花间集·跋》:“唐自大中后,诗家日趣浅薄,其间杰出者亦不复有前辈闳妙浑厚之作,久而自厌,然梏于俗尚,不能拔出。会有倚声作词者,本欲酒间易晓,颇摆落故态,适与六朝跌宕意气差近,此集所载是也。故历唐季五代,诗愈卑而倚声辄简古可爱。……笔墨驰骋则一,能此而不能彼,未易以理推也。”王国维将“未易”误作“未可”。
②《提要》:指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简称。
③“犹能”数句:出自清代《四库提要·花间集》:“后有陆游二跋。……其二称:‘唐季五代,诗愈卑,而倚声者辄简古可爱。能此不能彼,未易以理推也。’不知文之体格有高卑,人之学力有强弱。学力不足副其体格,则举之不足。学力足以副其体格,则举之有余。律诗降于古诗,故中晚唐古诗多不工,而律诗则时有佳作。词又降于律诗,故五季人诗不及唐,词乃独胜。此犹能举七十斤者,举百斤则蹶,举五十则运用自如,有何不可理推乎?”
④陈卧子:即陈子龙,字人中,又字卧子,号大樽,松江华亭(今上海市松江)人。抗清将领,明末文学家,著有《陈忠裕公词》等。
⑤“宋人”六句:出自明代末年诗人陈子龙《王介人诗馀序》:“宋人不知诗而强作诗。其为诗也,言理而不言情,故终宋之世无诗焉。然宋人亦不可免于有情也。故凡其欢愉愁怨之致,动于中而不能抑者,类发于诗馀,故其所造独工,非后世可及。盖以沉至之思而出之必浅近,使读之者骤遇如在耳目之表,久诵而得沉永之趣,则用意难也。以儇利之词,而制之实工炼,使篇无累句,句无累字,圆润明密,言如贯珠,则铸词难也。其为体也纤弱,所谓明珠翠羽,尚嫌其重,何况龙鸾?必有鲜妍之姿,而不藉粉泽,则设色难也。其为境也婉媚,虽以警露取妍,实贵含蓄,有馀不尽,时在低回唱欢之际,则命篇难也。惟宋人专力事之,篇什既多,触景皆会。天机所启,若出自然。虽高谈大雅,而亦觉其不可废。何则?物有独至,小道可观也。”王国维将“愁怨”误作“愁苦”,又衍“然其”二字。

【译文】
陆游跋《花间集》说:“晚唐五代,诗越来越卑下,而填词作品却简练古朴,令人可爱。能够作词而不能作诗,没法用道理去推论。”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驳斥陆游说:“这好比能够举起七十斤的人,举一百斤就摔倒了,举五十斤就运转自如。”这些话讲得很明白。但是说作词一定比作诗容易,我不敢相信。还是陈子龙说得好:“宋人不知诗而勉强作诗,所以整个宋代没有诗。但是他们欢乐愉快、愁苦怨恨的情感,在心中涌动而无法抑制的,大部分通过词来表达,所以他们作的词特别精致。”五代词所以特别有成就,也是因为这个道理。

【评析】
此则在引述与辨析中,探讨文体嬗变之规律,隐含着“一代有一代之文学”之观念。
陆游《花间集·跋》注意到晚唐五代词体渐盛,却正是诗体委靡之时,所以提出了一时代文学创作“能此不能彼”的问题。也就是说,一个时代某一种新文体的兴盛,往往意味着旧文体的衰落。与此相关的是:一个诗人在某一种文体上的擅长也常常意味着在别的文体上的陌生。陆游虽然说“未易以理推也”,其实他的“能此不能彼”也已经大致地说出了这个“理”了。
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对陆游跋文的辩驳,其实已经偏离了陆游的本意。以举重为例来说明写诗就好像能举七十斤的人来举一百斤的物体,故会感到吃力,而填词就好像只要举五十斤的东西,自然会很轻松,以此来说明诗难词易的道理。王国维一方面认为就举重本身而言,四库馆臣的说法堪称“甚辩”;但另一方面又认为以此来说明诗词之难易轻重,就不免流于妄谈了。他援引陈子龙《王介人诗馀序》分析宋代诗词兴替的原因来作为自己立说的依据。陈子龙认为宋词的成就之所以在宋诗之上,就在于宋人对诗歌的定位发生了问题,他们没有充分重视情感与诗歌的关系,将议论说理作为诗歌的本质,而将喜怒哀乐之情倾注到词体之中,所以“无意”中促成了宋词的发达。陈子龙以情感为本位来分析宋代诗词之不同,自蕴其理。但宋诗的议论化其实也是诗体发展的一种必然,也具有同样的文体意义。陈子龙在这方面过于拘于传统了,故其立说有欠通透之处。王国维并非专门探讨宋代诗词之高下,他只是择取陈子龙在诗词上坚持的情感本体论,来为自己的文体更替规律作一旁证而已。他将五代词的繁盛与宋词的繁盛相并而论,认为也体现了这一规律。就这一点而言,王国维的学理是自足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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